一宗“情法交融”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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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9月11日披露的一宗陈案引发网络关注和热议。案情并不复杂:15岁的小贝(化名)是湖南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2021年5月8日晚,她被该学院副院长谢某某猥亵。小贝的父亲李某知悉后,来到该学院讨说法,在此期间对谢某某进行殴打并致其鼻骨骨折,头面部软组织挫裂,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若循机械司法的“惯例”,上述两案很大可能在“严格依法”之下,以各负各责了结。又因猥亵多发生在密闭空间,人证与物证均难提取。而故意伤害却多有司法鉴定(伤情鉴定)为证,想推翻不易。若猥亵者脱罪,受害方却因义愤或抗争坐实刑罪,情法冲突搅热就是大概率事件。

这并不是无端猜度。事实上,据检察机关披露的信息,在小贝父亲殴打谢某某的当天,他也就女儿被猥亵一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但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认为谢某某的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仅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直到检方介入,并启动补充侦查程序之后,谢某某猥亵案才迎来转机。2022年5月24日,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对谢某某涉嫌强制猥亵案进行立案侦查。同年9月23日,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对其进行从业限制。

这样的新闻读来仍令人忐忑。一起猥亵事件,警方已经作出了未达刑事立案标准的结论并已进行行政处罚,能有多大几率幸运碰上两位细心检察官?且她们还恰好极其负责不依不饶要将漏案追究到底?

实现正义不该依赖幸运,细心和负责也不应专属于某些司法官员,这本是对所有警官、检察官和法官的底线职业要求。

天下事固有难易,但在不少情况下,为之,则难者亦易;不为,则易者亦难。猥亵案件的确存在取证难等现实难题,但取证难绝不应成为放弃取证的理由。从事后对谢某某的刑事立案和判罚来看,取证并没有那么难。不迎难而上,甚至不去做、不愿做,又怎能实现公正,让有罪之人罚当其责?

再看李某故意伤害案,显然,警方认为李某罪名成立,故将此案移送检方审查起诉。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打伤谢某某的行为虽涉嫌故意伤害罪,但系向学校主张其女儿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出于激愤实施的伤害行为。且系初犯、偶犯,其行为事出有因、情节较轻,具有自首等从轻、从宽处罚情节,依法不需要对其判处刑罚。2022年8月24日,该院举行不公开听证会,三名听证员一致支持检察机关的拟不起诉意见。经检委会研究后,该院对李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从程序上看,警方、检方和法官对同一案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不同看法,亦属寻常。之所以要将刑事案件拆分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不同程序,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要让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流转中形成相互制约。警方移送的案件,检方可能认为达不到起诉标准;检方起诉的案件,法官也可能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终判处无罪。应当追究而未追究,或不该追究却移送要求追究,检方在审查起诉阶段予以“拦截”,正是法律监督机制发挥效用的体现。我们乐观其成就好。

但从国家与当事人的关系看,我们又期待正义的实现越早越好。一位父亲,听闻女儿在学校被领导猥亵,激动、愤怒实乃常情。“他只不过做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要是我的话也不会放过那个人渣”。在众多网民对此案的评论和跟帖中,都对李某的激愤动手表达了理解和同情。

在刑事司法上,李某故意伤害案当然是一个独立的案件。但这一案件又与谢某某强制猥亵案密不可分。检方提出的“系初犯、偶犯”“其行为事出有因、情节较轻,具有自首等从轻、从宽处罚情节”,既讲了法,也通了情,与三名听证员基于自然正义的一致支持完全相融相通。

法本不外乎情。跳出机械司法,严格依法但不困于某个具体条款,就能让情法冲突更少些,情法交融更多一些,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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